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报告(2019) 金融机构 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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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报告(2019)

  □ 《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

  □2019年我国投教主体的整体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层次、系统性的投教体系已初具雏形。投资者对各类投教主体的知悉度从2018年的65.12%增加到2019年的78.68%,提升了13.56%。金融机构仍是我国投资者教育的主力军,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投教工作的知悉度、参与度与满意度都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力量在投教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2019年投资者对于媒体作为投教主体的知悉度为83.67%,在所有主体中仅次于金融机构排名第二。

  □随着投资者对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相关知识学习频率的提高,其偿债能力、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均呈上升趋势。因此,加大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知识的教育,有助于投资者保持健康的负债比率,有助于依据市场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对资产组合进行动态优化调整。

  □投资者教育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投资者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在投资者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从投资者需求的异质性、投教主体的层次性、投教内容的针对性和投教渠道的多样性等方面共同推进。培育成熟理性的投资者队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望通过市场各方的努力,建立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和长远发展。

  中小投资者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投资群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证券市场自然人投资者超过1.58亿,占比99.76%。中小投资者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稳定状态。此外,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对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对我国投资者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要求,2019年3月,中国证监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标志着持续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推动全社会树立理性投资意识开始成为国家战略,这对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自2016年首次开展全国性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以来,持续关注国际投教动态,追踪我国投教发展状况,致力于探讨系统性投资者教育体系的构建。2019年的第四次问卷调查,依然从“施教者”与“受教者”两个维度进行,立足于对影响投教工作实际效果深层次原因的挖掘与分析。其中,投资者部分问卷分为投资者基本信息、投资者教育现状、投资者基础与专业金融知识测试、资产配置情况、科创板与理财行为五个部分;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分为投教工作者基本信息、金融机构投教资源投入状况、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现状、难点及存在的问题三个部分。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10月18日,共回收问卷36249份(投资者部分23140份,投教工作者部分13109份)。课题组按照相关统计学标准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最终确认有效问卷为35883份(投资者部分有效问卷22810份,有效率98.57%;投教工作者部分有效问卷13073份,有效率99.72%);利用SPSS 23.0软件分别对投资者问卷与投教工作者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两份问卷均表现出较高的内在信度和良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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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国投教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媒体力量在投教工作中崭露头角

  在连续四年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均把投教主体的结构及其评价设置为重要内容。本次调查依然将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的主体划分为以下三大类:(1)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两会)和各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各类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等);(2)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3)基础教育单位(小学、初中、高中)、高等院校(大学)、各类媒体(电视台、报纸、网站等)以及其他第三方机构。

  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投教主体的整体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层次、系统性的投教体系已初具雏形。投资者对各类投教主体的知悉度从2018年的65.12%增加到2019年的78.68%,提升了13.56%。金融机构仍是我国投资者教育的主力军,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投教工作的知悉度、参与度与满意度都最高,比例分别为87.77%、41.96%和44.39%。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力量在投教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数据显示,2019年投资者对于媒体作为投教主体的知悉度为83.67%,较2018年(知悉度为71.50%)大幅提升,在所有主体中仅次于金融机构排名第二,表明媒体已成为我国投资者教育多层次主体中的重要一员。

  2.金融机构上下一体的“金字塔”投教网络初步形成,投教人员专职率显著提升

  投教人员的结构与多样性也是提升投教效率的关键因素。课题组针对作为投教主力军的金融机构投教体系进行了深入调查。问卷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除了专职投教人员(占比4.21%)外,还有投资顾问、财富顾问、理财规划师、客户经理以及其他等不同岗位人员,与客户最直接接触的投资顾问/财富顾问/理财规划师/客户经理人员占比最大,为66.43%,其他人员占比29.36%,表明金融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了上下一体的“金字塔”投教网络,有利于扩大投资者教育的宣传度和覆盖度。

  同时,施教者“专人专用”可以有效提高投资者教育的质量。对比数据发现,在开展投教工作的人员中,专职从事某一项投教工作的人员占比从2018年的34.00%提升到2019年的37.55%,投教人员的工作更加专职化、专业化,说明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投资者教育的效率。

  3.施教者的“教师资质”与责任感意识均达到合格标准

  施教者所具备的施教能力是投资者教育效率提升的必备条件之一。本次问卷调查数据表明,金融机构具体实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人员中,工作年限为5-10年的投教人员占比为23.94%;85.04%的投教人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且基本具有财经教育背景;77.46%的投教人员受过投教专项培训。调查评估数据显示,作为施教者的员工专业金融素养得分达3.28分(总分5分),远超投资者专业金融素养均分2.13分。体现出施教者的专业性,表明目前金融机构的投教人员具备开展投教工作的基本资质。

  4.投资者教育呈现“互联网化”特征,投教内容要求“精益求精”

  数据显示,分别有70.64%与65.79%的投资者偏好通过“新媒体(网站/QQ/微信/论坛/微博等)”与 “金融机构交易终端”等渠道接受投资者教育,使我国投资者教育形成了明显的“互联网化”特征。这表明在形式更为多样化的投教方式下,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投教渠道触达率更高,投资者的接受度也更高。但是,仍有57.44%的投资者偏好通过“教育机构的课程或讲座”接受教育,说明线下施教依然是投资者教育的重要渠道。有效开展投教工作既需要利用好互联网工具,又需要辅以现场讲座,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投教渠道开展高质量、高效率的投资者教育,能够覆盖与满足更多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与偏好,有助于形成投教的长效机制。

  5.投资者对投教的需求存在学历、性别、投资年限和地域差异

  由于个人投资者生活环境、生理和心理特征、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个人投资者存在显著的个体特征差异,而这一差异的存在造成了不同投资者在投资者教育需求、投资行为表现等方面的个性化特征。数据显示,学历、性别、投资年限以及地域差异,是影响我国投资者的投教需求和金融素养表现的重要因素。

  投资者的学历体现了个人对系统化知识教育的接受程度。本次问卷调查设置了反映不同学历投资者在金融素养方面的差异,以及为改善金融素养所付出的成本情况等选题。数据显示,我国投资者的金融素养表现与国际学术界的金融素养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投资者金融素养与投资者学历呈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的投资者,其金融素养也越高。具体数据为:投资者学历从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其金融素养得分呈现为2.57、2.71、2.96、3.07的递增序列。

  调查显示,投资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对新业务、新品种的接受度还体现出性别差异。男性投资者接受投教的积极性和频率都高于女性投资者,对新业务、新品种的接受度和尝试性更强。比如,男性投资者对科创板的关注比例和参与意愿比例分别为79.16%和47.20%,而女性投资者的对应比例分别为71.20%和38.11%。

  投资年限的长短也体现影响投资者接受教育积极性的差异。调查数据显示,投资年限越长的投资者接受投教的频率越高,投资年限小于3年的“新手”接受各类投教的平均比例为15%,大大低于投资年限10年以上投资者(平均比例为30%)。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导致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调查数据显示:各区域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分值从高到低的排序为:西部地区(2.96)、东部地区(2.82)、东北地区(2.66)、中部地区(2.65)。从城镇与非城镇的角度,城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2.88)高于非城镇地区投资者(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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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教育的效果与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表现息息相关,即投资者教育通过影响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形成,进而改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本课题的研究发现,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的投资者,其金融素养(3.08分)显著高于其他投资者(2.69分),显示了投资者教育对于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课题组针对投资者在养老规划、理财行为以及财务脆弱性等方面的内容做了适当设计与安排,试图探寻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与其投资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数据显示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1.投资者对“保障性”理财重视程度偏低,表明其养老规划意识薄弱,投资者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养老理财的意识与能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焦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投资者的养老规划意识薄弱;投资者在对各类理财规划的教育需求中,对“现金储蓄及管理”的教育需求为62.08%,对“投资组合管理”和“个人风险管理”的教育需求分别为56.07%和54.27%,而对“退休计划安排”的教育需求仅为21.93%,即使年龄在55岁以上投资者的“保障性”养老规划的教育需求比例也不足35%,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数据与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2018年《国人养老准备报告》中所披露的“69%的受访者没有具体养老规划,22%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想过要作退休规划”的结论一致。

  接受投资者教育并提升金融素养有助于投资者养老规划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数据显示,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的投资者,有养老规划需求的比例为33.83%,而未长期接受教育的投资者中有养老规划需求的比例只有15.13%。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有养老规划的比例,亦大大高于金融素养较低者:专业金融素养为5的投资者,具有养老规划需求的比例为28.32%;专业金融素养为0的投资者,有养老规划需求的比例仅为17.62%。以上数据表明,持续地接受投资者教育从而提升金融素养,是培育和强化我国投资者养老意识与养老规划能力的重要途径。

  2.投资者金融素养影响理财产品的选择,金融素养越高的投资者,其选择理财产品时考虑越全面

  购买理财产品已是投资者最常接触的投资方式和高频产品组合。调查数据显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对其选择理财产品时的考虑因素有重要影响,金融素养越高的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的考虑因素越全面。在问卷设定的选择题中,当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从0分、1分、2分、3分、4分增加到5分时,其选择理财产品时的考虑因素也分别从3.60、3.83、4.04、4.41、4.81增加到4.96。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他们在购买产品时做出更充分更全面的投资决策,其投资行为的理性程度更高。

  3.我国近四成投资者具有财务脆弱性特征,投资者教育有助于降低财务脆弱性

  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暴露于市场中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风险敞口下,提高其抵御未来财务困境风险的能力尤为重要。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课题组首次引入投资者财务脆弱性指标,旨在评估投资者的个体财务风险水平和我国证券市场整体的风险水平,从另一个视角分析投资者教育与金融素养对投资者行为及其理性化程度的影响。

  课题组将财务脆弱性定义为投资者在遭遇市场不利冲击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具体包含三个因素:偿债能力(投资者利用可支配收入偿还负债的能力)、流动性状况(投资者所持有资产及其组合的变现能力)、信贷能力(投资者获得外部借贷资金的能力与可能性)。调查结果表明,33.95%的投资者资产流动性较差,变现能力不强;42.33%的投资者能够获取信贷的能力较差;偿债能力方面,虽然有现实偿债风险的投资者比例仅占7.26%,但40.96%的投资者处于收支基本平衡状态,其中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较差的投资者占比分别为41.58%与45.66%,综合偿债能力处于弱平衡状态。如果将财务脆弱性的三个因素权重均设为1/3,我国有38.18%的投资者具有财务脆弱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较弱,整体偿债能力处于弱平衡状态,在市场冲击下容易陷入财务危机。

  投资者个人金融素养的高低,对于是否能够合理分配收支和配置资产以抵御财务困境风险有较大影响。调查数据表明,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其偿债能力、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的提升:金融素养最高与最低的投资者相比,前者偿债能力分值(满分为100分)高7.56分,流动性分值高11.57分,信贷能力分值高9.72分。同时,金融素养得分为1与得分为0的投资者相比,前者偿债能力要高9.84分;金融素养得分为6的投资者与得分为5的投资者相比,前者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分别高3.77分、3.12分。说明完全不了解金融知识的投资者接受有效投教后,其偿债能力大幅提升;对投资者进行持续教育可增强其信贷能力,改善其资产配置的流动性。

  调查结果验证了投资者教育对于降低投资者财务脆弱性的直接效果。数据表明,长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投资者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其偿债能力、流动性状况、信贷能力的平均分值,分别比其他投资者高1.19分、3.46分、2.74分,表明持续性的金融教育有助于投资者更合理地配置资产,基于自身财务状况改善投资组合,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

  4.投资者教育对个人财富管理规划有积极影响,超七成投资者愿意接受财富管理规划教育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变革,推动了金融机构业务转型,也提高了投资者对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知识教育的需求。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接受过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相关教育的投资者比例为71.05%,而2018年度调查中该比例为58.26%。调查结果还表明,随着投资者对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相关知识学习频率的提高,其偿债能力、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均呈上升趋势;“从不”学习财富管理知识的投资者,其偿债能力、流动性状况与信贷能力平均分值分别为68.25、57.27、55.33,而“经常”学习的投资者,其平均分值分别为83.80、65.74、59.72。因此,加大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知识的教育,有助于投资者保持健康的负债比率,有助于依据市场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对资产组合进行动态优化调整。

  本次问卷调查设计了投资者对不同金融机构理财能力评价的选项。对金融机构理财能力的评价,反映了投资者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理财业务所能带来回报的预期。调查数据表明,证券类金融机构的理财能力被认为最强,83.22%的受访投资者将证券公司的理财能力排在第一位。在信任度评价中,89.16%的投资者选择将银行的信任度排序第一,选择将证券公司信任度排序第一的投资者比例为87.88%。这是因为在理财投资中,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收益较为稳定,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更低,因此对银行的信任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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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资者教育的供需生态不均衡,提升投资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是达到最佳平衡点的关键

  课题组始终认为,投资者教育是一个由施教者作为投教供给方与受教育者作为投教需求方的生态系统,二者的平衡状态将决定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效率。在多年的问卷调查中,都设计了反映投教供需双方状态的选题。调查数据显示,金融机构长期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比例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为83.42%、69.08%、70.73%;但是,投资者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的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为45.96%、40.27%、36.39%。在“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难点”的选题上,“投资者对投教活动不感兴趣、配合度不高”一直是投教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家与监管部门对投教工作的重视,各类施教者都加大了投教资源的投放,投资者教育的供给不断增加,但是投资者对投教的需求却并没有相应提升,较大比例的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识。二者的错位导致投资者教育的供需生态未能达至最佳平衡点,从而影响了投资者教育工作整体效率的提升。基于此,如何加强投资者长期接受投教的意识培养,构建投资者教育供需生态的平衡,需要引起投教各方的更多关注。

  2.投教内容存在错配,投教渠道的选择应该更具个性化

  从投教内容来看,投资者与施教者之间也存在需求与供给错位的现象。调查显示,投资者更偏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发展走势”、“知晓各种类型投资风险”以及“学习个人财富管理规划知识”等投教内容,经常接受与这些内容相关教育的比例分别为23.88%、23.42%、22.63%;金融机构在投教中提供最多的内容分别是:“证券、期货基础知识的普及”、“介绍新产品和新政策”、“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与防范”,占比分别为67.73%、66.55%、65.38%。表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在投教内容讲授重点与投资者重点需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施教者需要更多了解投资者需求,改善投教内容。

  投教渠道也是影响投教效率的重要因素。本调查连续四年都设计了投资者对投教渠道偏好的选项。调查显示,不同年龄的投资者对投教渠道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随着越来越多年轻群体进入资本市场,19-39岁的投资者最偏好的投教渠道是新媒体,参与意愿最低的是教育机构的课程或讲座,也不喜欢阅读纸质投教材料;相反,60岁以上老年投资者对纸质投教材料的接受度和对现场投教活动的参与度较高。这一现象表明,有必要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群体,对投教渠道做更具个性化的安排,将合适的投教内容通过适当的投教渠道进行投放。要优化互联网投教基地与实体投教基地的结合,在线下渠道中嵌入以智慧化服务为核心的投教服务,增强投资者与投教基地之间的黏度,提升投资者体验,从而提高投资者教育服务的效率。

  3.金融机构投资者教育需要通过合理分工实现“减负”,建设多主体、分层次的投教体系有助于破解投教“悖论”

  连续几年的调查结论均显示,投资者与施教者均认为投教主体结构不合理问题是阻碍我国投教工作持续、有效推进的最大瓶颈。金融机构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投教任务,是目前投教体系中事实上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投教工作的有效度评价也较高(居第三位)。课题组的研究证明,由于投资者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或者投资者教育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可能间接影响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的业务与即期收益(如投资者可能降低交易频率、减少融资融券比例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金融机构承担投教工作的“悖论”。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种“悖论”的存在:86.69%的投资者与79.92%施教者都认为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与其本身发展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由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悖论”的存在,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投教活动的信任度会降低,从而影响其参与投教的积极性。由此可见,逐步形成多主体的投资者教育体系,不同主体承担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投教工作,可能是破解金融机构投教“悖论”,提升全社会投教工作系统效率的有效路径。

  4.持续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提升全民金融素养的根本途径,也是建设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和形成最有效率投教体系的关键

  我国在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投资者中,在高中及以下教育阶段就开始接触金融教育的投资者占比,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19.85%、23.27%和22.08%;2019年数据显示,受访施教者和投资者对应该把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认可度分别高达98.09%和94.57%。

  虽然投资者对国民金融教育的认知在提升,但是国民教育的效果却并未得到真正体现。具体而言,在对高中及以下阶段接触零散金融教育、大学阶段学习金融专业以及毕业后学习金融知识这三类群体进行研究后发现,其金融素养得分分别为2.44、3.03和2.87分。这一结论说明,目前我国国民教育阶段进行的经济/金融相关教育缺乏系统性与专业性,零散化的国民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要真正有效提升金融素养,需在中小学阶段构建类似大学金融专业学习一样系统化、专业化的金融教育课程和体系,真正做到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才是提升国民金融素养的根本途径和治本之策。

  投资者教育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投资者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在投资者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从投资者需求的异质性、投教主体的层次性、投教内容的针对性和投教渠道的多样性等方面共同推进。培育成熟理性的投资者队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望通过市场各方的努力,建立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和长远发展。

  本报告执笔:李建勇、宋明莎、彭倩、刘梦妮。特别致谢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四川省证券期货业协会以及广发证券、华西证券、华福证券、广发资管、国金证券、广州证券、广发期货等公司对本次问卷调查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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